提起“都一处”的烧麦,京城无人不晓。烧麦是我国民间的传统食品,其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薄,醇香可口,“都一处”的烧麦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广大中外宾客,同时它的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明末清初,晋商开始向外发展,山西人到外省市或进京做生意的人很多,“都一处”创始人王瑞福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摆脱贫穷,他带着充足的干粮,骑着毛驴,从老家跋涉千里来到京城,投宿到北京前门外鹞儿胡同的“浮山会馆”。
前门是商贾云集之地,大街上买卖兴隆。看到这一切,王瑞福苦思冥想,不知该从何做起。有位同乡劝他,干脆在前门大街开酒铺,他听从了这一建议,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在鲜鱼口开了一家“王记酒铺”。开业后生意还不错,很快就赚了钱。那时京城正时兴外来的“佛手酒”,王瑞福转念一想:让客人喝着西洋酒吃中国菜,这种中西结合式的搭配顾客看着新鲜,吃起来别致,准能出彩。于是,“王记酒铺”的经营风格为之一变,除了卖老酒,还添加了自制的“糟肉”、“凉肉”、“马蹄肉”等,辅之洋酒下菜,果然生意兴隆。
经过几年的精心打理,王瑞福赚了不少钱;于是扩大经营面积,盖起了临街的两层小楼:楼下接待散客,楼上则设雅座,“王记酒铺”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饭馆。
当年前门一带酒馆林立,竞争激烈。为了把生意做大,王瑞福起早贪黑地干。他早上开门比别人早,晚上关店比别人迟,甚至年三十晚上也照常营业,接待那些躲债的酒客。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的年三十晚上,乾隆皇帝从通州微服私访归来,由永定门入城(据说皇帝出城总要走得胜门,意“出门得胜”;回城则要走永定门或安定门,意“永远安定”)。走至前门大街时,乾隆一行已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当时天色已晚,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只有这家“王记酒铺”还在掌灯营业,乾隆便与随从进店用餐。王瑞福正在店中忙碌,见进来的3位客官衣着儒雅、器宇不凡,想必非等闲之辈。他赶忙热情将客人引至楼上雅座,吩咐伙计打酒端菜,殷勤备至。乾隆吃得酒酣饭饱,十分满意,龙心大悦,不禁对这家辛勤劳作的小店留起心来,随口问道:“你这店叫什么名字?”王瑞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回大人,小店尚无正式名号。”此时街上鞭炮齐鸣,好不热闹。乾隆环顾四周,略一思索,感慨道:“萧萧除夕夜,京都尚有好酒好食的恐怕也就只此一处,我看你这店就叫‘都一处’吧。”“是的,大人。”王瑞福寒暄应酬着。由于毕竟不明来客何人,他也没把此事太放在心上。
乾隆回宫后,乘兴御笔亲书“都一处”3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送至酒店。王瑞福闻讯大惊,面对乾隆皇帝御笔赐匾,立即跪地叩谢皇恩浩荡,之后郑重接匾,高挂厅堂正中。从此“王记酒铺”有了大名“都一处”,气势不同以往,生意更加红火。
自乾隆皇帝赐匾之后,“都一处”的生意有了很大发展,除了酒类和凉菜,又新添数十种炒菜,以及烧卖、炸三角、饺子、馅饼等面食。“烧麦”二字本作“梢麦”,是沿用明朝写法。北方麦子在四五月间麦梢上有一层白霜,而烧麦的收口处也有好似白霜的面粉,因而得名。“梢麦”从明代一直沿用下来,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改为“烧麦”。
原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时,时任“都一处”掌柜终日花天酒地、任意挥霍,但对伙计们却十分刻薄,不仅工钱给得少,而且伙食非常差,整天窝头咸菜。伙计们心生怨恨却敢怒不敢言,为发泄怨气干脆多耗原料。于是厨师炒菜多放油,做烧麦的多往馅里放虾仁、蟹肉。原先打馅用水也改成半水半油。伙计们想用这种办法让掌柜的少赚钱,没承想适得其反,此举大大提高了“都一处”的烧麦质量,烧麦清白晶莹,馅香而不腻,前来品尝的顾客越来越多。由于供不应求,店里便暂停了饺子、馅饼等面食的经营,改为专营烧麦,从此“都一处的烧麦”更加出名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店址从鲜鱼口南边,迁到了鲜鱼口以北的宽大新址。营业面积扩大到200多平方米,每天可接待2000余人次。现在,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都一处”虎头匾(见图①)仍挂在店堂正中,郭沫若写的豪放、刚健的“都一处”3个大字(见图②)高挂在门口迎来送往着慕名前来品尝的国内外食客。
近年来,该店在继承传统美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吸引着广大中外宾客,并以“名店、名点、人文、民俗文化”向世人展示着百年老店的崭新风貌。

图① 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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