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6年前知识产权经典案件

　　1994年3月，徐亚丽来到浦东新区法院，紧张的筹备随即展开：人大审批、人员配备、受理案件范围的框定。1994年6月，全国首家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成立了，徐亚丽成为第一任庭长。“建庭那一天就我一个人，庭长就是我。”徐亚丽回忆往事时不禁笑出声来。

　　徐亚丽是聪明的，她明白自己身上的重担。“案子少没关系，我们要将这些案件个个办成精品、办出影响力，要让专业素养高、懂经济又懂外语的法官加入到知识产权审理的团队中来，要让外商知道来中国浦东投资是放心的。”徐亚丽这样盘算着。

　　为了让知识产权庭迅速成长起来，院里给知识产权庭配备了高学历的青年法官。“全庭法官都是研究生，就我这个庭长学历最低，是本科。”徐亚丽戏称。

　
　　1995年3月3日，正值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刻，一起在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查获的假冒“飞鹰”刀片事件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记者纷纷来到浦东新区法院，话题集中在该院受理的关于“飞鹰”刀片的三起连环案：

　　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系原上海刀片厂与美国吉列公司合资的中美合资企业，其生产的“飞鹰”牌刀片是原上海刀片厂的知名产品，但是“飞鹰”注册商标和外包装却屡遭假冒、仿造。原上海海兴工贸负责人徐某，非法组织生产假冒的“飞鹰”牌74型双面刀片，并由个体户陈某进行销售。案件查获后，徐某被公诉机关以假冒商标罪提起刑事诉讼，而陈某因不服浦东新区工商局的没收罚款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外，吉列公司对仿冒“飞鹰”牌刀片外包装的上海华兴刀片厂也提起了不正当竞争诉讼。

　　媒体的聚焦带来了沉甸甸的话题：知识产权在浦东能否得到保护？徐亚丽所在的知识产权庭立即联手刑庭、行政庭对这三起连环案进行了严密而慎重的审理，最后分别作出裁决，法院以假冒商标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维持浦东新区工商局对陈某的处罚决定；同时，上海华兴刀片厂与吉列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华兴厂赔礼道歉并赔偿吉列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

　　案件结束后，徐亚丽带领全庭人员专程到上海吉列有限公司进行回访，公司总经理美籍华人欧阳长健对法院的处理相当满意，他说，这场“飞鹰刀片保卫战”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关注，《纽约时报》在显著版面对案件进行了重点报道。一年后，外国企业在浦东的投资额超过了160亿美元，60余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集团落户浦东，外资银行在浦东开业达24家。

　　“飞鹰”刀片案审理的成功也给徐亚丽和浦东新区法院领导带来思索：三起案件涉及的基本上是同一事实，但由不同的审判庭来分别审理，增加了诉讼成本。能不能推出一种真正“三位一体”的审理模式呢？

　　“说来也巧，那个时候我们庭里也正好具备了这种条件，我本身来自于行政庭，另外一位黄法官原来是刑庭的，有条件将各类案件统一审理。”徐亚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金点子”。

　　1996年，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模式一经推出，震动了国内外，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保护，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当时还健在的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赞誉其为“浦东模式”。

　　此后，知识产权庭一鼓作气先后审结了“红心（电熨斗）”、“凤凰（自行车）”、“万宝路”、“阿迪达斯”、“耐克”、“海牌（润滑油）”、“白象”、“喔喔佳佳（奶糖）”、“川崎”等多起涉及国际国内著名品牌侵权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浦东的知识产权一下子名气很响，我们荣幸地成为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的第一届理事，全国性的打假会议都开始邀请我们参加。”徐亚丽笑着说。

　　1997年初，徐亚丽针对国内企业轻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提出了“既要打假，更要设防”的前瞻性观点，《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

　　2003年，浦东知识产权局等单位组织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在问及“遇到知识产权被侵权后，你的企业会寻求行政保护还是司法保护或是其他方式”时，浦东有82.7％的企业首选司法保护。

　　采访结束时，笔者特地走访了浦东新区法院现任知识产权庭庭长陈惠珍。据她介绍，截至2010年4月，16年间，浦东新区法院共受理各类知产案件2035件；知识产权庭每年的收案也从最初的一年4件增长到现在的近600件，审判人员从最初的4人增至到目前的1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