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牌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这个中国曾经最辉煌的运动装品牌，如今在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像许多同时代企业一样，它衰落了，复兴之路遥遥无期。尽管它的老员工和许多年轻人都对它怀有一种情结。

　　天津市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事电缆、汽修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探访者的第一站往往都是这里。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穆铁柱穿的是150的。当时他来我们厂量型号做衣服，老师傅站凳子够不着他。”健身器材

　　库存的辉煌年代

　　于三羊1972年进厂，没几年就被调去搞销售直到今天。他不仅在电视上目睹过许海峰穿着“梅花”接受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李宁穿着“梅花”成为体操王子的全过程，更从中得到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地位。

　　“你们北京王府井那儿有个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知道吧？当年那个经理姓胡，来我们厂想进货没进着，当时就哭了。我们往沈阳发一车皮货，三天就卖光啦！当时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个背心的，都反着穿，故意把‘梅花’的商标露在外面。我们厂的人，进国家体委都平。订货，送货，给运动员量衣服，捎带着上北京玩一圈，那都常事儿。”

　　1984年奥运会前后的十年是“梅花”最辉煌的年代。针织运动衣厂全厂职工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年产值一个亿，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工厂每年年初开订货会，跟全国各地的体委、百货商店签销售合同，只写“三至五月份交货”，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厂方手中。而销售科成为全厂最炙手可热的部门。

　　今天，他的经销服务部只剩下一些断码的蓝背心、蓝长裤和女式红色运动服。翻开一件衣服的衣角，生产日期还标着：1981年。这些都是当年生产的库存。服务部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一步步缩减到今天的于三羊自己。同在厂里做电工、如今已经退休的妻子帮他看着店。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厂就没有再生产过“梅花”。这些断码的库存，已是当年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影子。

　　各自为战的“梅花”人

　　从针织运动衣厂的大门进去，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门卫室里坐着两个保安，还挂着一块“天津市公安局经济民警总队运动衣小队”的牌子。他们或许把你看做来洽谈生意的客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搞不懂你的身份。这个占地120亩的大院已经有三分之二租出去，分属于数十个独立法人单位，从一个纺织厂变成了一个企业“园区”。

　　径直往右走，是一栋四层小办公楼，装饰程度和这个厂的辉煌年月一起凝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党委、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管理机构一个不缺，都在这里办公。按照办公室主任刘玉的说法，这个厂依然在正常运营，年产值依然是一个亿。她不能否认的是，现存的四百多工人还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她们这些管理人员的月薪来源是工厂土地和房屋的租金。

　　绕过办公楼对面的大花坛，与它遥遥相对的也是一栋四层楼，但大得多。当年，这楼的二三四层都是仓库，现在已经空了。一楼是销售科，现在分属于不同的名头：“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梅花经营部”、“腾飞服装公司”，以及一家画有梅花标志的“仕嘉服装公司”；这楼的邻居是一栋白色的狭长建筑物，你一侧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门牌：“梅花公司”。再往前，还有几家。

　　“去年我给水立方做文化衫，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打‘梅花’,要求必须打他们的商标。”吴春博——当年的技术科设计员——现在的“腾飞公司”法人代表说，客户们看中的是性价比，几乎没有冲着“梅花”商标来的，后来他干脆就把商标省了。因为打“梅花”的商标，按协议还要支付厂里一笔使用费。他的“梅花”授权书去年到期了，一直没有续签。

　　和另外几家公司一样，吴春博也不知道有个“豆瓣网”，更不知道那儿有个“梅花小组”，一千多“组员”还在追捧他当年为之付出汗水的那个品牌。但他仍能经常遇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来的年轻人，上门要买几套“许海峰穿的运动服”。他的回答跟他的邻居“梅花经营部”一样：没有。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老品牌协会公布了包括狗不理包子、鸵鸟墨水等113个被授予“津门老字号”的企业名单。会长杭天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梅花牌”不在其中

        相关新闻： 历经三年国电智深获国家商标注册核准